晓光小声说：“贵州。”
“贵州？”周母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亲旁边，以防万一。
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为什么？”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她爱的人在那里。”
“她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时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儿。秉昆从没见到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蔡晓光摇头苦笑说：“我当然是很爱她的，但她只不过拿我当朋友，当她最信赖的朋友。”
母亲张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
按蔡晓光的说法，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她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他表示要与她中断通信关系，但对于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
秉昆也像母亲那样，尽量以平静的口吻问：“等等，你没讲清楚，我姐爱的主要是他的诗吧？”
蔡晓光扭头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寻思着说：“有时两者能分开，有时两者根本分不开，这你懂的。”
秉昆大声说：“我不懂！”
蔡晓光表情异常庄重地说：“反正我懂。”
母亲提高了声音说：“别打岔，听他继续讲。”
蔡晓光就继续讲道：“那位北京诗人，单方面中断了与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发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从此与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后，她也几乎没再给他写过信，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学了，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
母亲问：“周蓉见着他了？”
蔡晓光回答：“我想是没有。”
母亲说：“晓光啊，大娘问的不是你怎么想的，而是周蓉她怎么告诉你的。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对大娘说实话啊！”
母亲那么说时，眼里已是满眶泪水。
蔡晓光难以对视母亲泪光闪闪的目光，又低下头，内疚地说：“大娘，我没往细里问过她，但是，从她对我说的前前后后的话中，我分析她是没见着他的。”
年轻的工人撒谎了，他不忍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真相乃是——周蓉不但见着了那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起码她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大字报的内容向人们昭告，曾经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当年给他摘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深刻教训。深刻就深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绝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心慈手软而改变反动的立场。至于他的诗，统统被斥为“可耻的伪装，两面派伎俩的产物”。
她见着他的情形毫无诗意。
他正被批斗。
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他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
他一发现她，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儿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
结果他被抽了数皮带，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蓉她……那你和她……还经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她转身擦去了。
蔡晓光说：“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她告诉了我她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她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她太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她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她减少许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母亲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他的怨恨。
蔡晓光终于勇敢地迎着母亲的目光了，他高傲地说：“大娘，我为周蓉那么做，特别的心甘情愿。如果她是露茜，我也会无怨无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顿。”
母亲又问：“露茜是谁，怎么又出了个卡顿？”
蔡晓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对你妈解释。
秉昆没好气地说：“别看我，我没听说过他俩！”
母亲把目光从小儿子脸上收回，望着蔡晓光，叹道：“我也不管那两个是谁了，大娘心里塞不下那么多杂人愁事了。我只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那个写诗的男人，他多大岁数了？”
蔡晓光说：“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并非大得多么离谱。”
母亲追问：“实话告诉大娘，他究竟多大岁数？”
秉昆说：“妈你就别追问了！问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的一个诗人，怎么说也得二十多岁了吧？今年都六八年了，又过去十多年了，你自己算吧！”
听了小儿子的话，母亲的嘴又半张着良久合不拢了。
蔡晓光就又低下头去。
秉昆看看母亲，看看蔡晓光，不知对人还是对事骂了一句：“他妈的！”
母亲终于能再说出话来了。
她说：“秉昆，替妈送送你晓光哥。”
蔡晓光站起，低头朝门口走。
母亲又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待你了。”
蔡晓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大娘，我记住了。”
蔡晓光已经走出去了，秉昆却仍坐着未动。他认为蔡晓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愿送，是深陷到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
母亲缓缓扭头看着他说：“没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
路上，他问蔡晓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
蔡晓光说，那是他和周蓉演戏给他们周家人看的，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家人进行解释时，周家人不至于将他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
“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
蔡晓光说得轻描淡写，如释重负。
秉昆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
蔡晓光说：“是我要求你姐必须那么做的。”
听了他的话，秉昆心里好受了些。如果蔡晓光说”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了。
他又问：“现在你告诉我，露茜和卡顿是什么人？”
蔡晓光说：“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书，想必一本也没敢带走，全藏在家里，其中肯定有一本是《双城记》。回去自己找出来，读了就知道了。”
蔡晓光说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
母亲说：“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了。
母亲问：“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秉昆说：“妈，我不想说。”
母亲说：“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我姐……她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母亲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母亲？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秉昆跪下了。
他哀哀地说：“妈，你可千万别死。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母子俩抱头而泣。
母亲叮嘱他，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他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
第四章
大风从周家房顶扫过，雪粉落了周秉昆一身，也落了些在后衣领内，使他不禁打了个哆嗦。
周秉昆那日第一次“享受”到由单位的车直接送到家门口的优待——尽管只不过是辆旧的小卡车，一路昏昏沉沉的，半点儿都没有“享受”之感。
老工人师傅问他：“小周，没大事儿吧？要觉得确实不对劲儿，那咱们去医院。”
他已跳下了车，眼睛半睁半闭地站在家门前，挥挥手说：“没事儿，你们快走吧，我是因为早上没吃东西……”
他为自己昏倒而感到羞耻，本能地予以遮掩。
另一位师傅说：“我猜也是，难怪的。”
他们便都没下车。那么冷的天，挨了两个多小时的冻，谁都想赶快回到厂里找地方暖和暖和身子。
“秉昆，发什么呆呢？”
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她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她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她和父母便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的。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邻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她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泡罢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她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
春燕与秉昆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秉昆与她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者秉昆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者因为春燕并非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
不过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燕，到了一九七二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形），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儿尖下颏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那日春燕头戴白毛线织的贝雷帽，围鲜红的长围巾，穿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双锃亮的高靿靴子——看上去挺摩登的。
秉昆好久没见过她了，一时有判若两人之感。
春燕大声问：“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到我跟你打招呼呀？”
秉昆红了脸说：“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
春燕就走到周家小院外，隔着矮板障子问：“你们木材厂去人了？”
秉昆点头。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前后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啊？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志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哇！你信不信？信不信？”
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编穗儿抚秉昆的脸。
秉昆说：“我信。”
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袋鼠”。
她问：“我怎么样？”
秉昆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任人摆布，不像我，明明自己觉得心里别扭的事，别人的态度一硬，我就只有服从了。”
春燕说：“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她一手仍抓着长围巾下摆，举着，模特似的摆了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个圈。
秉昆装出欣赏的样子说：“不像了，早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
春燕似乎有种与秉昆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秉昆也正希望与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他叹道：“我也是。我做噩梦都梦不到，和我住前后小街上，从小相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是劳动搭档的人，忽然一天成了杀人犯……太想不到了！但杀人了那就得偿命啊，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不是？”
春燕深有同感地说：“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他和一小个子又瘸条腿的男人一块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我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害羞劲儿早过去了。他称那瘸子大哥，他那大哥特绅士，不像某些浑蛋男人，成心似的，光着身子只围条浴巾就到我跟前了，他俩可是都穿着我们那儿发的短裤背心去的。他那大哥彬彬有礼地说：‘姑娘，给您添麻烦了啊。’之后不忘说句，‘姑娘，多谢了啊。’强子陪在边上吸烟，他那大哥说：‘别让人家姑娘吸二手烟，掐了。’看得出他对那大哥可尊敬了，赶紧就掐了。为他俩修完脚，那大哥朝他递了个眼色，他就给了我十元钱，两张五元的。我当然不收了，强子小声说：‘就当是你哥给你的。’我说：‘去你的！我没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当然知道了。但你就不想有个哥吗？想有的话，就当我是你哥。’那时他那大哥已到修脚部外等着去了，他朝门外瞥一眼，小声又说：‘有了我这个哥，保证全市没谁敢欺负你了。’其实我心里是乐意收的，十元钱差不多等于我十天的工资呢！他既然非要给我，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收下了。你说这算什么事儿，我收下过一个被枪决了的杀人犯给的小费！解放后早就不许来那套了呀……”
春燕眼泪汪汪的，想到自己所说之事，她的心情分明很复杂。
秉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家门忽然开了，母亲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的眼睛患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大不如前。
秉昆急忙接过泔水桶，对母亲说：“妈，你别管了，我倒。”
母亲小声问：“那姑娘是谁？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春燕说：“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母亲定睛看着她，微笑道：“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去相亲啊？”
春燕笑道：“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都往家里寄点儿。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月能存个十元八元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秉昆他们当工人挣得少，我干吗不在自己的衣着上多花点儿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啊？大娘，我的想法对不？”
母亲说：“对，对，怎么不对呢！”
她走近矮板障子，端详着春燕的脸又说：“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像活观音。”
秉昆听出，母亲说的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哝了一句：“有穿双靴子的观音吗？”
母亲不悦地说：“你别挑我的话。”
春燕却被奉承得大为高兴，眉开眼笑地对秉昆说：“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秉昆说：“不用，别弄脏了你的靴子和衣服。”
母亲也说：“春燕你快回家吧，我和他去倒。”
春燕说：“天冷，大娘你进屋吧。你穿得少，别感冒了，我和秉昆抬着。”
她说时，已看中了板障子间的一根木棍，动手便拔。
秉昆急说：“哎，你别……”
春燕却已将木棍拔起了，并说：“你家板障子反正也该修了，秉昆你开春上心修修啊！你留城就有责任把家里这类活儿全干好。大娘，我说的也对吧？”
母亲连说：“对，对，你把大娘要跟他说的话替大娘说了。”
于是，春燕高高兴兴地与秉昆抬起了满桶泔水。
整条街上只有一处倒污水的下水道口，像往年一样，周围结了厚厚的五颜六色的冰。哪种颜色都不正，一层覆盖一层，冻着米饭粒、咸菜条、萝卜皮、白菜帮什么的。虽然五颜六色，看上去却绝不美丽，比单一颜色更令人作呕。当年的任何衣服都掉色，哪户人家一冬季都得洗几次衣服。
泔水桶放在冰上后，秉昆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下水道口已被冻严了。
春燕问：“你又发什么呆呀？”
秉昆说：“也没处往下流啊，不跟随便一倒一回事吗？”
春燕说：“你没冬天倒过泔水啊？从来就是这样的！”
她抬起只脚，脚尖轻轻往桶上一点，泔水桶滑倒了。
在周家，秉昆确实还从没倒过泔水。哥哥姐姐在家时，他们争着倒。他们离家不久，自己开始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没想到过自己应该为家里倒泔水。
他望着一桶泔水在肮脏的冰上缓缓流淌、边流边冻住的情形，内心产生一种大惭愧。母亲已经害下严重的眼病，万一再因为倒泔水滑倒摔伤，家中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呢？
他不敢想下去，望着春燕自言自语：“我不是个好儿子，但我一定要学着做个好儿子。”
春燕白了他一眼，讥讽道：“别以为你妈奉承我的话，我听不出来，我真有那么傻吗？全光字片的人家，有几户不夸你们周家的儿女好的？你哥一表人才，是重点中学尖子生。你姐是大美人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你虽然长得一般，学习也一般，跟我一样上的是破垃圾中学，但打小就是乖小孩儿，从不调皮捣蛋。哎，你是不是没从我这儿也听到几句奉承话，就觉得亏了呀？”
秉昆呆呆地看着，变哑巴了。他嘴笨，别人一讽刺他或顶他几句，往往就无话可说。有时，在外边被别人挤对了，回到家里也会发闷几小时。
春燕从兜里掏出澡票递给他：“好久不见了，给你两张澡票作为见面礼。”
他接过后看着说：“不是两张，是三张。”
春燕说：“那就三张都给你吧。我爸妈洗澡不需要澡票，只要是去我上班那儿，一说是我爸妈，谁把门儿都得客客气气地往里请。我师傅快退了，现在招不上修脚这一行的学徒来，我成了他目前唯一的高徒，关门弟子。我要不干了，去那儿洗澡的人准少一半儿。我一闹情绪，连我们领导都让几分，我成了那儿的香饽饽了。咱姐们儿每天全心全意为人民修脚，凡是热爱人民的人，就得发自内心地敬着我！”
春燕感觉良好，自我吹捧了一番。
秉昆闷头闷脑地说：“春燕，我也是热爱人民的人啊，真的，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敬着你。”
春燕被他的话逗得扑哧笑了，豪迈地说：“秉昆，那什么，三张澡票你可以全送人的。只要是到我们那儿去洗澡，你也根本不必用澡票。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说你是我表哥。快春节了，哪天你陪大娘一起去吧！”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用报纸糊墙。
他提醒道：“妈你可得小心点儿，别把有毛主席头像的糊倒了。”
母亲说：“我知道自己视力差了，可注意呢，你看那样行不？”
秉昆顺母亲手指看去，见火炕里边那面墙二尺以上的地方，报与报互相压住半边，这就使主席头像与头像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横溜儿二十几个头像排列还怪齐的。
母亲问：“那么糊没什么问题吧？”
秉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母亲又问：“没糊歪吧？”
秉昆说：“不歪。”
“挺好看的是不？”
“挺好看的。”
“妈给你煮了个荷包蛋，热在锅里呢，还有个两掺面馒头，吃了快去上下午班吧。”
“妈我有点儿头疼，下午不去了。”
“预先没请假，不去行？”
“行。”
“妈去你们厂替你请假吧？”
“没那必要。大冷的天，吃饱了撑的啊？”
“要不你把你们厂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妈，妈到派出所去，用他们那儿的电话替你请假，妈跟他们都挺熟的。”
“更没那必要了。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把我半天没上班没请假当成回事儿，根本就算不上是件事儿。”
秉昆将母亲为他热在锅里的午饭吃得一干二净，蹬掉鞋上了炕，脱去棉袄棉裤盖上被子倒头便睡，居然酣睡了两个多小时。全市多数人家都买不到好煤，一个冬天不暖和，周家也不例外。少数有暖气的干部家，因为锅炉有好煤保障着，才一如既往温暖如春。幸而母亲一直将火炕烧得挺热乎，秉昆竟睡出了汗。哥哥姐姐在家时，哥哥与秉昆睡外屋，姐姐和母亲睡里屋。哥哥和姐姐如今都远走高飞，为了省煤，冬季外屋的火炕就不烧了，秉昆便睡到里屋，为的也是每晚能躺在炕上陪母亲说说话。
“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于A市大多数老百姓的影响，与对全国其他城市老百姓的影响不太一样。A市老百姓的儿女去往兵团和农场的占多数，而他们是挣工资的。三十二元是工厂里一级工的月工资。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去往兵团或农场的子女，每人每月往家里寄十元钱，那户人家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少了两个人的吃穿费用，每月多了二十元钱，就少了以往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拮据。春燕家如此，秉昆家也是这样。他一领了工资，留下几元零花钱，其余全都交给母亲。母亲也花不着他的钱，替他存着。母亲还让他写信告诉父亲，千万不必为了每月往家里多寄点儿，省衣节食地亏待自己。父亲呢，每月也就少往家里寄十元，自己那边也有余钱可攒了。
晚上，待母亲也躺下，关了灯，秉昆睡不着了。
黑暗中，母亲问：“后天是星期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