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大块头——”
“我手里有你的描述——六英尺高【8】，十二英石【9】重，黑头发，黑眼睛——但这些不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明白了。”纽曼说，“好吧，坦白说，起初我一点儿也没怀疑他。他看起来筋疲力尽，和他车在沙漠里抛锚的说法吻合。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像一个正直的人：白人，穿得很体面，英语说得很好，带点口音，他说那是荷兰口音，或者说是南非口音。他的证件无懈可击，我现在还是很确定那是真的。”
“但是——”
“他说他在打点埃及北部的生意。”
“这也说得通。”
“没错，但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把时间精力花在投资几家商店、小工厂或者棉花农场的人。他更像是那种信心十足、见多识广的人。如果他要投资，多半会找一位伦敦证券经纪人，或者是瑞士银行。他就不是泛泛之辈……这说法很模糊，长官，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纽曼听起来是个机灵的小伙子，范德姆想。他窝在阿斯尤特做什么？
纽曼继续说道：“当时我想，他就这么凭空出现在沙漠里，我对他的来历一无所知……于是我让可怜的老考克斯和他待在一起，假装是帮他，其实是为了确保在我们有机会核实他的说法之前他不要溜走。当然，我当时就应该逮捕那个男人，但是说实话，长官，当时我只有一点点怀疑——”
“我想没人在指责你，上尉。”范德姆说，“你记得他证件上的名字和地址，这就很好了。阿历克斯·沃尔夫，橄榄树别墅，花园城，没错吧？”
“是的，长官。”
“好的，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随时通知我，好吗？”
“是，长官。”
范德姆挂上电话。纽曼的怀疑和他自己对这起谋杀的直觉不谋而合。他决定和他的直接上级谈一谈。他拿着那份事故报告离开了办公室。
总参情报处由一位陆军准将主理，头衔是军情处处长。军情处处长有两名副手，一名运营副处长，一名情报副处长。副处长的军衔是上校。范德姆的上司，博格中校，听命于情报副处长。博格负责人事安全，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管理审查机构。范德姆的职责是处理信件以外途径的安全漏洞。他和他的手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城安插了几百个特工；大部分的俱乐部和酒吧里都有从他手里领薪水的服务生；阿拉伯政要的家仆里都混有他的眼线；法鲁克国王的男仆替范德姆工作，开罗最富有的窃贼也听他派遣。他关心谁说得太多，而谁又在洗耳恭听；在听众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他的主要目标。然而，这个来自阿斯尤特的神秘男子似乎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范德姆战时的职业生涯以一次精彩的成功和一次惨烈的失败著称。那次失败发生在土耳其。拉希德·阿里之前从伊拉克逃到了那里。德国人想把他救出来，利用他来宣传造势；英国人想把他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而土耳其人为了小心地维持中立，不想得罪任何人。范德姆的任务是确保阿里留在伊斯坦布尔，但阿里和一个德国特工交换了装束，在范德姆的眼皮底下溜出了土耳其。几天之后他开始在面向中东的纳粹电台上发表演说。后来，范德姆在开罗多少为自己挽回了声誉。伦敦方面告诉他，他们有理由相信开罗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漏洞。经过三个月的辛苦调查之后，范德姆发现一位资深美国外交官在向华盛顿汇报时使用了一种不安全的代码。代码更换之后，泄密随之终止，范德姆被提拔为少校。
如果他是一个文官，或者哪怕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士兵，他都会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对失败释怀，而他会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在战争中，军官的错误会杀死人。在拉希德·阿里事件的余波中有一名特工遇害，是一个女人。为此范德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他敲了敲博格中校的门，走了进去。瑞吉·博格有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壮实，一头黑发用发蜡梳理过，制服一尘不染。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会发出神经质的、清嗓一样的咳嗽声，而这种情况很常见。他正坐在一张巨大的弧形办公桌后面——比军情处处长的办公桌还要大——浏览他收文盘里的文件。比起工作，他向来更乐意聊天。他示意范德姆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拿起一个鲜红色的板球，把球在两手之间来回扔起来。“你昨天打得很好。”他说。
“您自己也不赖。”范德姆说。这是实话：博格是情报局这一队里唯一像样的投球手，他的慢速弧形球击中了四个门柱，赢得了四十二分。“我们战况如何？”
“恐怕会有更多该死的坏消息。”今天早晨的简报还没送来，但博格总能提前听到些风声。“我们之前认为隆美尔会正面袭击加查拉防线。早该想到的——这位老兄从来不光明正大地打仗。他绕过我们南部的侧翼，拿下了第七装甲师的司令部，俘虏了梅瑟维将军。”
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范德姆突然感到很疲惫。“真是一片狼藉。”他说。
“幸好他没能突破到海岸线，这样加查拉防线上的各部还不至于被孤立。不过……”
“不过？我们打算什么时候把他拦下来？”
“他不会走得更远了。”这是一条愚蠢的评论：博格就是不愿批评将军们。“你过来是什么事？”
范德姆把事故报告递给他。“我建议由我亲自跟进这件事。”
博格读完报告，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我没看出有这个必要。”
“这看起来像是杀人灭口。”
“呃？”
“谋杀没有动机，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范德姆解释道，“有这种可能性：搭车人的身份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而下士发现了实情，所以搭车人杀死了下士。”
“不是他所说的那样——你意思是他是个间谍？”博格笑起来，“你觉得他怎么到阿斯尤特来的——靠降落伞吗？或者他是走过来的？”
范德姆想，这就是和博格解释事情的麻烦之处：他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嘲笑一番，来替他自己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找借口。“一架小飞机偷偷潜入并非不可能。穿越沙漠也一样，不是不可能。”
博格隔着宽阔的书桌把那份报告扔过来。“在我看来不太可能。”他说，“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很好，长官。”范德姆从地上捡起那份报告，强压着那股熟悉的、充满挫败感的怒火。和博格的对话总是转为针锋相对的竞赛，明智的做法是退出。“我会让警方把他们的进度发一份给我们，备忘之类的，只是为了存档。”
“好。”博格从来不会反对别人把文件发给他，这样他就可以指手画脚而无须承担责任。
“听着，安排点板球练习怎么样？昨天我留意到他们那边有球网和接球板，我想把我们的球队好好训练一下，多打几场比赛。”
“好主意。”
“你看看能不能组织一下，好吗？”
“好的，长官。”范德姆走了出去。
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他不禁怀疑英国军队的行政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能把瑞吉·博格这样没有头脑的人提拔成中校。范德姆的父亲在“一战”时是一名下士，他从前喜欢说英国士兵是“由驴子领导的狮子”。有时范德姆觉得这话放到今天也没错。但博格并不仅仅是愚蠢。有时他做出错误的决定是因为他不够聪明、做不出正确的决定；但更多的时候，在范德姆看来，博格做出错误的决定是因为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让自己显得明智、试图表现得高人一等之类的。范德姆不知道他到底图什么。
一个穿着医院白色外袍的女人向他敬了个礼，他心不在焉地回了个礼。女人说：“范德姆少校，对吧？”
他停下来看着她。板球比赛时她在一旁当观众。现在他想起她的名字了。“阿巴斯诺特大夫。”他说，“早上好。”她和他年龄差不多，高挑，冷静。他想起来她是个外科医生——即使是在战时，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寻常的——她还享有上尉军衔。
她说：“你昨天打球很卖力。”
范德姆微笑着说：“我今天可是腰酸背痛。不过我玩得很开心。”
“我也是。”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充满了自信，“你星期五会来吧？”
“哪里？”
“联盟的招待会。”
“哦。”盎格鲁-埃及联盟是一个由无聊的欧洲人组成的俱乐部，偶尔会举行招待会，邀请一些埃及客人，以此证明自己名副其实。
“我很乐意去，什么时间？”
“五点，喝下午茶。”
范德姆的兴趣是职业使然。在这种场合，埃及人会打听关于军队的小道消息，而这些小道消息有时包含着对敌人有用的信息。“我会去的。”他说。
“好极了。到时候见。”她转身离开。
“我很期待。”范德姆对她的背影说。他看着她走开，猜想她在医院的袍子下穿了什么。她苗条、优雅，镇静大方。她让他想起他的妻子。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并不打算组织板球练习，也不打算把阿斯尤特谋杀案置之脑后。博格可以滚一边去了。范德姆要工作。
首先他又和纽曼上尉通了话，告诉他要确保把阿历克斯·沃尔夫的形貌描述尽可能广地传播开来。
他给埃及警方打了电话，确认了他们今天会检查开罗的酒店和小旅馆。
他打给战地安保，这是战前运河防卫队的一个部门。他要他们这几天增加抽查身份证明的频率。
他通知英国财政部门要特别留意假币。
他建议无线监听部门留意本地新出现的无线电信号。他还飞快地想象了一下，如果那些技术员终于破解了通过监听广播确定发报机位置的难题，那该多么有用啊！
最终他叫来一个手下的中士，派他去拜访下埃及为数不多的那几家无线电商店，要他们汇报所有能用来制造或修理无线发报器的零件或设备的销售情况。
然后他就到橄榄树别墅去了。
这栋房子得名于街对面的一个小公园里的几株橄榄树。眼下正是花季，白色的花瓣像粉尘一样飘落在棕黄的枯草地上。
房子四周围有高墙，墙上嵌了一扇沉重的雕花木门。范德姆踩着突起的装饰部分翻过大门，落在墙内。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大院子里。四周那些刷成白色的墙都已污迹斑斑，墙上的窗户都被斑驳的、闭合的百叶窗挡得死死的。他走到院子中央，看着一座石头砌成的喷泉。一只绿色的蜥蜴飞快地爬过干涸的水盆。
这地方至少一年没人住过了。
范德姆打开一扇百叶窗，打破玻璃，把手从洞口伸进去把窗户打开，翻过窗台爬进了房子。
他走过那些阴暗凉爽的房间，心想这里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欧洲人的住所。墙上没有挂着打猎的照片，没有成排整齐的、封皮鲜亮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丹尼斯·惠特利小说，没有从梅普士家具店或者哈罗德百货进口的三件套家具。相反，这里只有宽大的衬垫、矮桌以及手工编织的地毯和挂毯。
他在楼上找到一扇锁上的门。他花了三四分钟才把门踢开。门背后是一间书房。
房间干净而整洁，有几件相当奢华的家具：一张宽大的天鹅绒矮榻、一张手工雕刻的咖啡桌、三盏与之相配的古董台灯、一块熊皮毯子、一张带着漂亮嵌饰的书桌，还有一把皮质扶手椅。
书桌上有一部电话，一张干净的白色吸墨纸，一支象牙柄的笔，和一个干掉的墨水池。范德姆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些来自瑞士、德国和美国的公司报告。小咖啡桌上放着一套精致的铜制咖啡用具，上面落满了灰尘。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放着多种语言的书籍：十九世纪的法文小说，简编牛津词典，一卷在范德姆看来是阿拉伯语诗集的册子，里面有些色情的插图，还有德语的《圣经》。
没有任何个人的文件。
没有信件。
整栋房子里一张照片也没有。
范德姆坐在书桌后面柔软的皮椅子上环视着这个房间。这是个男性化的房间，一个见多识广的聪明人的家，这个男人一方面谨慎、有条理、滴水不漏，另一方面却敏感、重肉欲。
范德姆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了。
一个欧洲人的名字，一栋完全是阿拉伯风格的房子，一本关于投资商用机器的小册子，一本阿拉伯诗集，一个古董咖啡壶，还有一部现代的电话机。体现此人特征的信息如此丰富，却没有一条有助于找到这个人的线索。
这个房间被仔细地清理过。
本来应该会有银行账目、商户的账单、出生证明、遗嘱、情书、父母或是孩子的照片。那个男人把这些统统搜集起来带走了，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身份的痕迹，就像他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他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