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转身看见福特摇摇晃晃地站在倾斜的屋顶上，芬利正从一个小窗口探出身子，想拉他回来。福特走出了芬利的手够得着的范围，踉踉跄跄地在没有栏杆的屋顶上向着烟囱走去，就像个失去平衡的走钢丝的演员。
“不，不，不！”沃尔夫尖声喊道。
他一把推开对峙的抗议者，穿过人群向着大使馆跑去。几个使馆安保人员出现在福特近旁的窗口和楼下的空地上。
“别这样，安德鲁！”芬利叫道，他一半身子钻出了窗户，摇摇晃晃地趴在屋顶上。
一块瓦片掉了下来，砸向停在下面的警车的风挡玻璃。
“不要动，芬利！”沃尔夫在人群中冲着他大喊，“你不要动！”
“沃尔夫！”福特喊道。
沃尔夫猛地站住脚，抬头盯着这个人，他那邋遢的头发被风吹得飘拂起来，虽然他在下面无法真切地感觉到。他听到消防车正呼啸着穿过街道朝这边驶来。
“你要夺回主动权！”福特又说了一次。这一次，沃尔夫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果你这样做了……如果你死了，他就赢了！”芬利大喊。他蹲在屋顶上，一只手紧紧抓着窗框，更多瓦片开始往下掉。
“不。如果我这样做，我就赢了。”
福特放开了那根大烟囱，试探性地举起颤抖的双臂，平衡身体。下面的主路被从车上下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观望这一轰动的新闻在自己眼前发生。除了记者播报新闻的声音，下面的人群还算安静。消防车离这里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了。
芬利在窗框和屋顶之间拖着脚移动。当福特差点失去平衡时，下面的人群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他闭上眼睛，张开胳膊摇摇晃晃地走向屋顶边缘。
“该来的总要来。”他的声音轻得只有芬利听到了。
然后，他纵身往下一跳。
芬利爬了过去，但福特已经跳下去了。沃尔夫只能和街上的两百多人一起看着这一幕发生：他无声地滑过窗口，滑出围观者的视野，落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巨响。
那一刻，四周一片寂静——接着，拿着相机的记者们蜂拥而上，以压倒性优势把那几个警察逼到无路可退，开始争相报道第一现场的惨状。沃尔夫冲向黑色的金属防火梯，匆匆跳下最后六级台阶到达福特那里。那具尸体以扭曲的姿态躺在地上，他发现自己正好站在从破碎的后脑壳里淌出的一大摊血上。
还没等他去检查那人的脉搏，黑压压的人群已经扑上来，挡住了照在尸体上的阳光。沃尔夫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成了惨剧照片中的主角，于是他向后退去，靠着墙坐下来，血越聚越多，他等待着救援。
三分钟后，警察把这一区域清空了。沃尔夫站起来回到现场，看到消防队员把挂在屋顶上的芬利救了下来。沃尔夫朝防火梯走去，踩出一串红色的脚印，他在那里等着一个肥胖的验尸官慢腾腾地走下来。
沃尔夫两手插进口袋里，不解地皱着眉头。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奇怪的字条，小心地打开一看，揉皱的纸片中央有一个血色的手指印，背面隐约透出几个字母，他把字条翻过来，上面是凶手潦草而独特的笔迹：
欢迎回来
他困惑地瞪着这行字，想弄清楚这张字条在他口袋里待了多久，以及凶手是怎么做到的——
狼面具！
“让开！”沃尔夫大吼一声，推开梯子上那个胖子。
他飞快地跑过闹哄哄的街道，疯狂地搜寻那伙抗议者。因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有些人在整理东西，有些东西就丢在现场不要了，他冲到那人丢下标语牌和旗帜的地方。
“走开！”他冲着在那儿闲逛的人吼道，然后跳上一张长椅，四处张望。
他发现马路中央有个熟悉的东西，急忙冲过去，看到了那个塑料狼面具，已经被踩了好几脚了。
他弯下腰捡起面具，他知道凶手还在那里，正在看着他，嘲笑他，为自己无可争辩的力量而陶醉，因为他掌控了福特，掌控了媒体，还有，不管沃尔夫承不承认，他还掌控着他……
圣安妮医院（一）
2010年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10：08
沃尔夫凝视着环绕宏伟的古老大楼的阳光斑驳的花园。有几块光斑奋力追逐着整齐的草坪上随风舞动的枯叶。
甚至全神贯注地欣赏这宁静的景色对他疲惫的精神而言也是一种负担。一天两次强制服用的药物让他总是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不是那种由酒精引发的暖暖的眩晕——而是更疏离，更冷漠，更沮丧。
他明白医院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共区域都是些精神失调的人：那些企图自杀的人和曾经杀过人的人坐在一起，那些精神压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的则与自我感觉好到膨胀的人一起聊天。这是一种通过药物来稀释灾难的疗法，但沃尔夫忍不住觉得其目的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控制。
一直待在医院这个超现实的环境中，让他对日期渐渐失去了概念，在这里，他和所有的病人一样，穿着睡衣式的袍子在大厅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洗漱，什么时候睡觉，都会有人提醒。
沃尔夫不能肯定他现在的状况应归咎于吃下去的药，还是失眠导致的疲惫。处于这种半紧张型精神状态中，他害怕夜晚降临，害怕眼睛周围带着瘀青的夜班值班人员把病人带回病房或禁闭室（那里催生了这家古老美丽的医院的高墙内真正的精神病）之前的肃静。每天晚上，他都会想为什么这些人被独自留在黑暗中时会挣扎，会哭泣，会浑身僵硬。
“张开嘴。”护士不耐烦地站在他面前。
沃尔夫张开嘴，把五颜六色的药丸压在舌头底下，假装吞了下去。
“你明白我们把你转移到这间安全病房的原因，是不是？”她就像问小孩子一样问他。
沃尔夫没有回答。
“如果我告诉西姆医生你能较好地对待自己的治疗，我相信她会把你转回普通病房的。”
沃尔夫把注意力转向了窗外，她气恼地转身走开，去照料别的病人了。
他坐在娱乐室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这是他在第六公共休息室最喜欢的消遣，这里配有可折叠的橘色桌椅。“乒乓球男”每天这个时间会来打球，此刻，为了输掉这场单人比赛，他正变得越来越恼怒。两位“粉红女士”（沃尔夫之所以这么叫她们是因为她们拖鞋的颜色）正在用橡皮泥捏简单的模特。有一伙人坐在艳俗的廉价沙发上，围着那台大电视机。他隐约听到电视里提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工作人员已经冲过去把伦敦市长换成了海绵宝宝。
沃尔夫看到电视上托儿所的场景，想起夜晚住宿区的暴力与混乱，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一位粉红女士正开心地把血揉进橡皮泥里。她破损的指甲显然很痛，但她还在继续揉捏，很可能是她疯狂地去抓那道岿然不动的门时弄破了指甲，沃尔夫看到后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不知道自己与这些人是否有同样的特征：容忍极端的能力。他深知，他本可以当着所有那些人的面杀了哈立德，不计后果，不求自保。
他本可以把他撕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