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问斩时，天空晴朗，老狱警陪他到刑场进酒。陈明義说：我想知道我父亲现在的情况。老狱警就去打电话，打了很久，那边医生才过来接电话。
医生说：死了。
老狱警走到枪口下，对垂下头颅的陈明義说：情况好了一点，在看报纸。陈明義的泪便像雨一样射在地上。
后来，老狱警坐车去那家医院，知道陈明義的父亲像娇贵的玫瑰一样死了。医生说，要每天浇水，一天不浇就枯萎了，两天不浇就凋谢了。开始时还有个干瘦的男人扯着一个丰腴女人的衣服后摆来支付费用，后来就不来了。老狱警想好人好事终归有限。
而我们还是那只很大的鸟儿。我们拍打着贪婪的翅膀，嗅着可能的死亡信息，每日百无聊赖地盘旋在雎鸠镇上空，终于又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县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军顺利当选政协主席；超市员工嘘叹只有傻子才会一连四天在同一位置偷最贵的酒；而林业招待所的会计冯伯韬没日没夜、心安理得地操寡妇李喜兰。有一天操完了，李喜兰说：戒指呢？冯伯韬好像不记得这事情，李喜兰便哭，便喊便叫，你这个骗子，你骗了陈明義又来骗我，你这个骗子。
先 知
我已经有两年没去潘家园旧书市场了，这个周六去是因为要在那附近见朋友。我已经忘记了他们收摊的时间，等赶到时，摊主们像是巨大的军团，正骑着三轮车撤退呢。我于是萧条起来，走到门外一个水泥台阶上抽烟。却是又要走掉时，眼前停下一辆三轮车，一个摊主取出成捆的信札往垃圾桶里塞。我问：“什么宝贝啊？”摊主说：“尽是些投稿信、应聘简历和自荐书，你要吗？”
“我不要。”可手还是胡乱去取了厚厚的一封，就好像手伸到奖池里，明知摸不到什么，心下还是有隐秘的期望。这是一封没拆开的挂号信，封面上写：
北京中国社科院
袁笑非博士（亲启）
见信内详
坐上地铁后我拆开信，起先只想打发点时间，后来却被这几十页的陈述给带进去了，及至读完，人流中的我已是唏嘘慨叹。我想我何德何能，竟被赋予这么大的使命，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将这封信一字一句敲到电脑上，传告诸君。
袁博士亲阅并告天下人：
考虑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以及本人时日无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说什么“冒昧”、“打搅”的话了。我思虑再三决定将最后的希望托付给您，除开因为您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还因为我对学术界其他人深感绝望。我曾在无数个夜晚想，我们是何其类似，只有我们满怀对人类的热爱，在田野山间尚苦苦思索，以至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人，不过是藉此添官进爵，混迹名场。
我和您唯一的区别是：您考上了大学，硕博连读，而我中途辍学，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困厄不堪而您为什么一直广受尊重的原因，同样的事业在您那里称其为神圣，在我这里却变成别人嘲讽的玩意。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留美归来号称是国内人类学泰斗的教授接过我的稿子，只看了半分钟不到就说：“你想要我说些什么呢？”当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冲出来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世俗的眼神正在我全身上下爬动——那眼神和一个妇女有什么区别啊！他在研究我杂乱的头发、灰暗的衣服和拘谨的坐姿，而不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稿子。我颤抖着站起来，指着稿件说：“你不认为这几句是真理吗？”可是他表现得像是被打搅了午休的狮子，粗暴地回击道：“你真要我说实话吗？你要的话，我就告诉你，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空洞、更操蛋、更不知所云的真理了。”我羞愤难当，急欲离开，错乱中却拉开他家卫生间的门，他又过来拍我的肩膀，说：“门在那边。就和你的人生一样，你进错了房间。”
我进错了房间，作为一个初中肄业生，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事无求的农民，不应该来吵着他们。可是我倒想问问这19家核心期刊、26家图书馆以及54位编辑、教授——在艰难环境下写出《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知名论文的数学家华罗庚，面对歧视不屈不挠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亨利四世》等38篇宏伟剧作的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凭借一己激情发明电报、留声机、活动电影机等1500余种人类必需品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以及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中学毕业了？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呢。真理和学历有关系吗？一个人心灵深处有如大海般的思考和学历有关系吗？
是不是吃碗面条也要出示学历证书啊？
后来，甚至于还有人以没有学历为由认定我疯了。我今日之所以用书信形式向您汇报，仅仅因为贵院保安始终将我堵在门外，他们老远说“又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将我架出大门，我说干什么呢，他们就说我神志不清醒，我说你们得说清楚我哪里神志不清醒了，他们就耻笑着说：“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跑来讨论哲学问题，不是神志不清醒是什么？”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我最终要推导出人类公式的关键时刻，我家薄薄的木板被三个中学老师推开，他们神经病一样看着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说：“我们骑了四十里路的车，就为了专门来参观你这个疯子。”袁老，您见过如此的侮辱吗？您可曾想及，就是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三人加起来，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而我的健康也就在这交替而来的羞辱中节节下降，长期的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导致我的肾上腺素皮质酮增加，该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后，一步步蚕食了我的免疫系统。今天我在这里给您写信时，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肺癌患者，持续的气短常使我以为自己就要撒手而去——而实际病例恰有许多如此。就在刚才，我还因为咳血污染了信纸，出于对您的尊重我想换纸重抄，可实在是没有气力了——医生曾警告我不要情绪激动，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了，也不需要控制了，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可矣！
袁老，在疾病发作时，我是如此厌恨人生，可有时候却又要感恩戴德呢。要不是这不断扩散的东西纠缠着我，使我坐立不安，我哪曾如此充实地度过每一秒？阿根廷文学家豪?路?博尔赫斯曾说：“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是啊，现在，垂死的我所看到的日出不正是最后一次日出？所走过的马路不正是最后一条马路？所写的信不正是最后一封信？在这稍纵即逝的经历中，我无法不感到悲壮，我为此热泪盈眶。
先生，我曾动摇过。当别人说我疯癫，说我当着大众吊着阳具走路时，我也曾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关上门吊着阳具在镜子前走来走去，感觉到了羞愧，我据此相信自己并没有疯，我只不过是专注于思考而已，开国元帅陈毅不是专注于读书而将糍粑蘸着墨汁吃了吗？数学家陈景润不是专注于思考1+1而撞树上了吗？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都快要被砍头了，还在说：“让我算完这道题。”我想我也如此。可是那持久的求访经历还是使我犹豫——那垂直的建筑、冰冷的门卫、先进的电脑以及来去自如的编辑、教授构成了一道森严的秩序，将我镇压，使我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读的书毕竟屈指可数，所受的训练毕竟少之又少，我费尽千辛万苦研究来的理论说不定别人早已研究过。我忽而害怕于自己，恐惧于自己，我真想一把火烧掉那几页纸——甚至连我这个人也可以烧掉的了！我们那里曾有一位工厂青年，他凭借自己的悟性推证出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时，教授们拿出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出，他五雷轰顶，羞而自杀，我想我真可以和他做一对鬼哥们了。
有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嘲，当熟人扛着锄头笑话我是“哲学家”、“马克思”时，我就跟着他们笑话：“哪里是马克思，我看我是个猪克思。”我发现自嘲是个好挡箭牌，自打如此之后，我便好像不再受到伤害了，生活中也免了很多骚扰。我尝到甜头，竟以此为乐，终于有一夜，在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介农夫”时，悲痛排山倒海而来。我想：世间诸多自嘲不过是人际交流的防御手段，带着它天生的虚伪性，而我这一桩，却分明是斩了自己的首，我是在和人们一起谋杀自己的尊严呀。于是我提笔在墙上写：
你可以为之死！
你可以为之死！
我告诫自己：学历高低和真理没有关系——正是无畏比城府先带来创见；疯癫与否和真理也没有关系——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和我正是上帝死后哲学领域并立的两座山峰；我有幸生而为哲学家，即当承受他应当承受的磨难与哀伤，我是神之子，就应当上十字架，我不下地狱，谁下！
袁老师，我相信当年您下放到知青农场时，也一定会对着宇宙发这声誓。我尤记得您写的诗，您说：世人啊，不要说我贫穷卑贱！眼前这沉甸甸的手稿，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这样的话我也用以自勉，不正是这样的誓言使我们远离世俗，最终站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尼采、黑格尔所构筑的哲学之河吗？我现在就愿意成为这哲学的殉葬品，我愿意用死亡来撬开人们沉重的眼皮，告诉他们祖先的来历和未来的去路。那些刊物编辑和哲学教授已经用傲慢阻挡了真理的来临，现在这个任务落在袁老师您手里，我曾因敬重您而畏惧将稿子呈交给您，但我现在决定将它完全交给您，就像圣洁的处女将贞操完全呈献给您。您完全合格，您的业务水平和治学品格保证了您是唯一合理的受托人，您将带着惊喜的目光看着我颠覆整个哲学体系，您击节，鼓掌，马上打电话给我，您马上就要坐火车来看我了。
您会的。我现在停下来阅读这信件，就感觉自己是您，我感受到您的欢愉，并由您的欢愉生产出自己的欢愉。我在这欢愉的温暖中想，哪怕人们最后不知道发现者是谁，但只要他们知道了真理——也行！这个注定影响并改变人们生活的真理，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人类的本质是一场战争。
在完整叙述这个发现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本人。我叫朱求是，原名朱国爱，1967年12月28日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农村，族谱修下来七代务农，至我也不例外。初二没读完我就被父亲从学校叫了出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接过递过来的锄头，几乎是天赋性地完成田野的工作，就好像一只鸟生下来就会飞。我在稀少的田地和果林中套种出甜玉米、木瓜、西瓜、柴胡，也套种来我的妻子，她是一名家底殷实人家的女儿，我们的婚姻被乡人认为就是皇帝皇后也不过如此。但这并不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和他们真正的区别是读书，我看到书就和常人看到钱一样，怀有亲切的爱。我今天向您汇报，您是一定能懂得的，您懂得每个字所隐含的悠久历史、新鲜信息以及知识快感，您懂得这里边的美学，而那些乡人并不懂。包括我的父亲、妻子都在说我中了蛊，如果不是中蛊，为何走路看书，如厕看书，就是吃饭也看书？我读《毛泽东文选》，读《读者文摘》，读村支部垫桌腿的《拉丁文简义》，读赤脚医生读本和小学课本，我就像一条饥饿的鲸鱼，疯狂地吞噬一切，最后连药物说明书和电线杆上的广告也大声朗读出来。
但在那时我并没有深层次的激情，我很理性地向亲友解释：我读书就和你下棋、打牌一样，仅只是个爱好，这爱好是有点娇贵，但不至于倾家荡产，我现在就是用务农得来的钱豢养它。我很好地处理了工与读的关系，从来不曾因读书而耽误农作物的耕种。然后有一天，这样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那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夏天，有点热，又下了点小雨，就这样。但是今天回忆起来时，却觉得这天远甚开国大典，远甚武昌起义，其意义堪比上帝创世。这天稻谷有点熟了，我捏了捏，还没到收割的时机，回家吃过饭后我躺在床上发呆，很自然地与妻子发生关系，然后两人没有完成必要的程序就各自躺在一边。历史性的时刻就蕴含在这世俗的事件当中，那时应该有一匹骏马掠过我晕晕沉沉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