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现代感、社会性,我想以这三大支柱为重,否则无法在今后的推理小说界存活下去。诡计和凶手是谁根本不重要。”

  我有同感——角山也附和我。

  我一想起接下来的对话就不禁苦笑。我和角山一起将最近常见年轻作家所写的古典本格推理作品贬得一文不值。说甚么太落伍,在国外根本没有成人读者要看。

  我和刚才一样在椅子上伸展身体,然后不经意望向书架。

  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以前写的小说。我觉得奇怪。当时的书应该都装在纸箱收进储藏室。

  我把书从架上抽起并随意翻看。这竟然就是在那座不可思议的城镇中被封印起来的书。

  某一页夹着东西,我把它拿起来。

  是一朵淡蓝色的小花。

  勿忘草。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开满勿忘草的那片湿地,还有最后小绿的话:请你不要忘记……

  回神一看,花朵消失了。我四下张望,却不见花朵掉落的痕迹。

  我阖上书本闭上眼睛。希望有朝一日,我还可以写下那个世界的小说。

  解说 不是诀别,是惜别

  “我”为了写作需要去了一趟图书馆,却在那儿跌入异次元空间,来到神秘的“墓礼路”市——一个没有历史的市镇。自己的身分也成了“名侦探天下一”,接受市长日野委托,调查该地“圣者纪念馆”的盗挖事件。“我”陆续与纪念馆保存委员会的成员水岛、火田等人接触,却相继发生离奇命案,在查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城市不仅是历史,甚至连“本格推理”都不存在……

  读过《名侦探的守则》的读者,应该会对“天下一”这个名字产生反应。在该作他与助手大河原警部携手,侦破许多推理小说常见的类型案件,还不时穿梭幕后与读者对话,对“本格推理”各项元素大肆嘲讽了一番,令人拍案叫绝。虽然以《守则》那个特异的结局来看,名侦探天下一似乎很难有再登场的可能性,但在本书《名侦探的枷锁》这名字又出现了,喜爱前作的读者自然是期待万分。

  然而若将《枷锁》视为《守则》的续作,认为东野会在本书再次展现甚么谐拟趣味,读完或许会有期待落空的感觉,因为调性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利用本格推理的元素,不如说是针对本格推理本身,藉主角之口抒发作者当前的创作意向与感怀。

  为何东野会写出这么一部作品?为何要用“名侦探天下一”当主角?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作者的创作年表看起。

  告别怀念的乐园

  东野圭吾的出道作,众所周知是一九八五年的《放学后》,该作以发生在校园的连续杀人为主轴,也使用了密室诡计,是典型的本格推理。此后直到一九九○年为止,作品多以揭开凶手、手法的谜团为导向,尽管出现如《鸟人计划》、《布鲁特斯的心脏》这种较有变化性的谜团,仍是以解谜、意外性为主体的故事。

  东野那时的作品不时会出现封闭空间、密室、童谣等元素,富有本格推理的幻想趣味。日本推理小说界当时正值新本格方兴未艾,东野多少有受其影响,即使不若新本格作家那般浓厚,多少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到了一九九○年的《宿命》,他的风格为之一变,摆脱浪漫本格的审美观。他在该作相关的杂志访谈中提到:“发生杀人事件,出现诡计,凶手是意想不到的人……只存在如此意外性的作品已变得有所不足。即使被说‘不是推理小说’也好,我想避免写成那样的作品。”

  从这点来看,《宿命》或可称为“后期东野”的创作原点。自该作以后,即使他还是会不时书写本格推理,却也会发表社会性、故事性强但谜团不显着,推理成份薄弱的作品,像是一九九一年《变身》、一九九二年《美丽的凶器》。

  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同学》,尽管是作者自《放学后》以来睽违的校园推理,但他也这么说:“为避免落于俗套,我动用所有的想像力,但倒是没打算在诡计上作文章,而以写实为目标。坦白讲,我视这部作品为自己最大的转捩点。”(引用自散文集《大概是最后的招呼》)

  这时的东野,或许已经怀着如本书主角所述“这个世界无法让我满足”、“离开心灵游乐场”的心情,向本格推理缓缓挥手道别。此后本格的比例锐减,之后的作品即使有着本格形式,也都像是如《名侦探的守则》或《谁杀了她》这种带有实验意味的特异之作。

  一九九六年《守则》出版后,该年十月东野又发表本书《枷锁》,道尽他对本格推理的想法。对他而言,那是不得不离开的乐园,却又充满怀念,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回到那个世界。

  也因此,即使作者在《守则》的结尾那般残酷地对待天下一,企图“逃离他的束缚”,到了《枷锁》仍化身为“我”,披着“名侦探天下一”的外皮回到乐园。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想长久封印本格推理,更不会忘记它。

  那么,对于“名侦探”呢?

  名侦探的消灭与回归

  对“前期东野”有认识的读者,想必会知道他对于“名侦探”是相当淡薄的。

  除了本书的主角天下一,东野几乎不太写系列角色,每个人物都只存在于登场作品的世界。系列侦探就更不用说,若以本书发表的一九九六年作为分水岭往前看,只存在两个特例而已,就是《浪花少年侦探团》两部短篇集的女教师竹内忍,以及自《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登场,于《沉睡的森林》摇身一变成为刑警的加贺恭一郎。

  先看看后者,加贺在之后的《谁杀了她》、《恶意》等作陆续出现,甚至在《新参者》奠定了“人情侦探”的形象,如今看来算是相当幸运。从《大概是最后的招呼》东野自身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加贺这个角色,一开始并不是以“系列侦探”去塑造的,在《沉睡的森林》用上加贺的理由,竟只是个福至心灵的玩笑,而《恶意》之所以派他登场,也只是直觉认为这样比较好。加贺逐渐受到作者重视,进而开始经营,是东野创作后期的事了。

  至于前者就更为遗憾。《浪花少年侦探团》只写了两部短篇集,且东野在第二部的后记中,直接讲明这个系列不会继续写,理由是“作者自己无法停留在这个世界”——想写的东西已经改变,这样的故事,自己不可能再轻松地写下去。于是竹内忍这个“名侦探”的未来,就此画上句点。

  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东野于一九九六年对“名侦探天下一”的处置,大有类似的宣示意味。“不需要名侦探。”藉由这句话,不仅告别了系列侦探,也告别了本格推理。

  然而后来呢?正如同我们知道,东野对于本格推理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对于名侦探,他当然也没有完全放弃。

  因为之后的一九九八年,又诞生了一个今日家喻户晓的系列侦探——汤川学。

  回到游乐场?

  历经一九九七年的空白,东野于一九九八年再度出版新作。年底他经历创作生涯的另一个转捩点,该年发表的《秘密》入围第一百二十届直木奖,他一跃成为畅销作家。之后几年的《白夜行》、《单恋》、《信》、《幻夜》也陆续入围,风格大多如同他在本书最后的宣言一般,是注重“现实性、现代感与社会性”的作品。

  这时的东野已完全脱离浪漫主义,距离他“心灵的游乐场”越来越远。不过另一方面,“名侦探”的种子仍悄悄播下,在他的作品群萌发细小的芽。一九九八年《侦探伽利略》出版,塑造汤川学“科学侦探”的面貌,一九九九年《我杀了他》再度让加贺刑警登场,二○○○年出版《再一个谎言》与《预知梦》两作,前者试图赋予加贺“和制可伦坡”的形象(详见笔者撰写之《我杀了他》解说文),后者扩大汤川的调查版图,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诡计,逐渐转移至心理层面。从这两位侦探,可见到东野试图经营、丰富系列角色的雄心。

  尽管这两人的系列作品并非浪漫本格,也经常不是以凶手、诡计为导向,但多少确立了“名侦探”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本书《枷锁》他披着天下一的皮,回到“本格推理已被遗忘的城镇”,此种像是“名侦探回归”的宣言,毕竟不是说说而已。

  如同麦克阿瑟与阿诺的名言:“我会再回来。”东野二○○五年发表的汤川系列第三部作品《嫌疑犯X的献身》将本格诡计与爱情的中心议题高度结合,成就他“最美的爱情形式”,尽管在网路掀起一番论战,但在他心目中是货真价实的本格推理。且破天荒地夺下该年度的直木奖,以本格推理而言可是极度罕见。

  虽然围绕于《嫌疑犯X》的舞台与元素,究其根本还是写实主义,但作中汤川与角色展开的诡计论述,也富含本格推理的浪漫情怀。这时的东野,多少算是实现《枷锁》的期望,回到了乐园——而且是如此高成就的形式。

  如今看来,一九九六年发表的本书,真可说是东野创作生涯在“本格推理”处理态度的一部预言。从《守则》结局那般像是与本格划清界线的姿态,到《枷锁》的感怀抒发,他让读者知道,他想采取的并非“诀别”而是“惜别”,后续的作品也大大印证了这个想法。

  现今的东野,毫无疑问是写实派的作家,但也期望那朵淡蓝色的勿忘草,能不时触动他内心深处的玩乐之心,有朝一日,再度写下那个世界的小说。

  本文作者介绍

  宠物先生,本名王建闵,推理作家,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理事。发现东野发表“自身最大转捩点”《同学》一作的年纪竟然和自己相同,十分震惊,也开始期许自己不要忘了本格推理的童心,能写出平衡浪漫与写实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