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败局依然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力战身亡。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皇帝被俘虏，五十万京军精锐死伤大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两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天大的耻辱。明廷当然要避讳，不能说英宗朱祁镇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英宗朱祁镇的英雄美梦就此破灭了。当战争的烟尘消散，土木堡的残垣断壁依然静静地安卧着，满地狼藉的尸体与兵器，展现着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更多的却是不幸。死者的鲜血与伤者的呻吟，犹如一声声哀怨的叹息，绵延而悠长。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 * *
[1]石门：今河北遵化西。
[2]月饼为中国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但只是一种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月饼成为中秋节的特色食品，始于元末。传说当时中原广大人民反抗元朝暴政，预备发动起义。为避开元军耳目，起义者事先将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中，传送到各地。到了起义那天，群起响应，如星火燎原。朱元璋以明代元后，便将当年起兵时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由此形成独特的中秋节习俗。明人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如沈榜《宛署杂记》：“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酌中志》：“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如有剩月饼，乃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分用之，曰团圆饼也。”
[3]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时称濠州，洪武七年（1374年）才改称凤阳府，辖凤阳、临淮、怀远、定远四县。
[4]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因此时人称其为“刘青田”。自幼聪颖，据说“读书能七行俱下”。十四岁时，赴括城（今丽水）入处州路郡庠读书，“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中进士，之后在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不过他看不起元朝统治者，在《卖柑者言》中称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后来在宦海几经沉浮后，干脆弃官不做，居家著书。因“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当时名气很大。其文章也写得相当好，《明史》本传说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即被传为是他所写。刘基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皇帝品性和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身退，坚持不当丞相，要归老于乡。他不肯留在朱元璋身边，自然是为了避祸。回到家乡青田后，刘基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话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跟县令见面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被暗中下毒害死。一说为宰相胡惟庸所害。
[5]大明宝钞：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以桑皮纸制作，方形，高一尺，广六寸“（约合高30厘米、宽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青色，外为龙纹花栏，横题印有“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为八字篆文：“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壹贯，其下印“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伍佰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分六等：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朱元璋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发行小钞五种：即拾文、贰拾文、叁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票面幅面较小。永乐以后，印行宝钞仍用洪武年号，且禁止民间用黄金、白银买卖交易。
[6]由于宝钞纸质较差，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有《倒钞法》，允许以旧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缴纳工本费），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初行宝钞时，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或米一石（今一百八十八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后，纸币时贬时升，江西、福建一带二贯纸钞只能换铜钱五百文。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米一石一度值钞一百贯。永乐五年（1407年），米一石值钞三十贯。明宣宗宣德初年，米价已达到宝钞五十贯一石。宣德七年（1432年），宝钞一贯只值铜钱五5文。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一石值宝钞一百贯，宝钞事实上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顾”。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时，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又，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官吏枉法受贿者，赃一贯以下者杖刑七十，每增五贯增罚一等，至六十贯（按当时物价合六十石大米，正好是从九品官吏一年的俸禄）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百姓们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为官者见之毛骨悚然。
[7]王保保：元末名将，蒙古名扩廓帖木儿，曾被元廷封为河南王、中书左丞相。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徐达军攻占大都，王保保自山西退至甘肃，在沈儿峪被明军击败后于至正三十年（1370年）北奔和林，辅佐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子），力图光复大元江山。曾于宣光二年（1372年）大破明军于漠北，后病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群臣说：“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一致推选常国公常遇春，说：“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朱元璋却叹息说：“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吗？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唯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自朱元璋“金口玉言”夸赞王保保为天下奇男子之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意思是，在民间，如果有人为一点儿小功劳而骄傲的话，别人就会讥笑他说：“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甚至到后来成了一条流行的谚语。由此可见王保保在当时名气之大。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中也有王保保一角，为女主角赵敏兄长。
[8]据史料记载，明朝的殉葬制度规定很细，哪些妃嫔应殉葬，哪些可以不殉葬，都有明文规定。凡被册封为贵妃等高等名号的，生过儿子并且儿子被封藩的，可以不殉葬，娘家原有功勋的也可“恩免”，其余的皆殉葬。《朝鲜李朝世宗实录》有一段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其中有个朝鲜选献的韩妃，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氏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这些殉葬的妃嫔被吊死后，再送入墓中。
[9]兹录明英宗朱祁镇追封宣宗殉葬宫妃原文：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又，文中郭爱为真人真事。
[10]殉葬嫔妃死后，都会由下任皇帝追封，并对殉葬宫人家眷予以优恤，如有记录的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等家，皆自锦衣卫所侍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
[11]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匠户（匠籍）隶属于工部，不允许他们随意脱籍，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分轮班匠﹑住坐匠两类。明初规定：轮班匠须一年或五年一班轮流到官手工作坊服役﹐每班平均三个月。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这两类匠户在当值以外的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终年拘禁在官手工作坊中劳动的束缚。但是，匠户在身份上仍是父死子继，役皆永充。匠户子弟征入内府针工局习艺者号“幼匠”。匠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
[12]北京按地理位置分五个城区（中、东、南、西、北），每城辖若干坊，坊下有牌铺。总共5城，36坊，101牌，670铺。每铺设铺头，伙夫三五人，统之以总甲。
[13]贡院：中国古代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最早始于唐朝。贡，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国家的意思。北京贡院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原系元代礼部衙门的旧址，位于今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现今还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等路名和地名。但北京贡院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贡院，南京江南贡院（遗址在今江苏南京夫子庙地区）规模更大，也更为出名，盖因为明代江南经济发达，教育文化水平亦远远高于北方，著名的“南北榜案”即因此而起。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礼部会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吉府纪善、白信蹈等人主考。榜发时，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五十一人皆为南方人，没有一名北方士子被录取。落第举人向朝廷告发说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有意拔擢其乡人。朱元璋大为震怒，命侍读张信等人复查试卷，但北方人还是没有合格的。又有人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等的嘱托，故意将低劣的试卷呈报。朱元璋遂将白蹈倌、张信等处死；以刘三吾年老，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跟着倒霉被充了军。六月初一，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于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复廷试。廷对中擢韩克忠等六十一人，韩克忠名第一，皆北方之士及陕西、四川之人，赐进士、出身有差。时称“春夏榜”，亦称“南北榜”。
[14]裱褙（biǎo bèi）：亦作“裱背”。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来装潢字画书籍，或加以修补，使之美观耐久。凡裱褙必两层，书画等正面向外者，谓之裱；以无染素纸衬托其背者，称为褙。又，裱褙胡同靠近贡院考场，因而是进京赶考举子首选的居住地。明人汤显祖（《牡丹亭》作者，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及《青花瓷》）到北京参加科考时，便客居在裱褙胡同，还将此事记入了其著述中。
[15]守制：旧时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须在家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不任官、应考、嫁娶等。但所谓三年并不是整三年，而是二十七个月，跨三个年头。
[16]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因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唐人刘禹锡《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迄今仍是当地习俗。
[17]弄潮儿是指娴习水性、技术高超的戏水游泳者，专等钱塘江大潮来临时，于潮头弄水。古代弄潮儿被民间视为英雄人物，可达万众拥戴的地步。
[18]古时将府州县分为四等，重要关隘和要道边城称为“冲要”，列为第一等。
[19]鹞儿岭：今河北涿鹿（隶属于张家口市）西北四十里。涿鹿即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之地。
[20]土木堡：遗址在今河北怀来（隶属于张家口市）。榆林堡：遗址在今北京延庆康庄镇，东临八达岭，西靠康西草原。始建于元代，初为驿站，明永乐初年始建榆林屯，因有榆树林而得名。元人胡助《榆林》诗：“倦客出关仍畏暑，居庸回首暮云深，青山环合势雄抱，不见旧时榆树林。”其“榆林夕照”是古代著名美景。鸡鸣驿：又命鸡鸣堡，遗址在今河北怀来鸡鸣驿乡，是中国现存的最大驿站。清代末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第一夜就住在鸡鸣驿城内的贺家大院内。慈禧归京后，专门赐给贺家“鸿喜接福”四个字。
[21]明朝立国后，明廷为了加强和巩固长城防务，除了派驻重兵守卫外，还从山西一带迁移大量民众到长城沿线，一方面开荒垦田，另一方面修筑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大都建在长城以内的重要关口和谷地，成为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为数众多的城堡与长城一道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22]有人认为廷杖制度是摧残士大夫的根本，也有人认为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起，文人士大夫便再无尊严可言。事实上，大明皇帝从来没有尊重信任过文士。从朱元璋还在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不允许将领跟文官接触，因为觉得文人会坏事。后来许多人都是因此丧命。比如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封曹国公，其人器量沉宏，私下结交招纳了许多文士在家里，为朱元璋所忌，后被暗中派人下毒害死。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允许由宦官用盐引去采购纺织品。大学士李东阳上书劝谏此事道：太监会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故意领取更多的盐引，好去出售牟利。明武宗立即反驳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明武宗的这句话代表了朱氏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看法。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说得更是直接：“士大夫误国家。”士大夫始终只是朱氏皇朝统治的点缀。“养士”是自古以来的老办法，但不信任文人士大夫的风气，当数明朝最为严重。而残暴蛮横的廷杖则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对明朝国势影响深远。甚至有人认为后来汉族被清朝奴役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廷杖。了解了廷杖对人性的摧残，就能更好地理解明朝士大夫那种欲有所作为却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复杂心态。在之后即将登场的民族英雄于谦身上，将会看到最矛盾最复杂的人性。
第五章 长剑耿耿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败重新引发了蒙古内部的纷争与内讧，瓦剌部从此开始衰落。对于明朝来说，空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对也先来说，则标志着末日的开始。只此一战，于谦名满天下，他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成就了盖世英名。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于谦《咏煤炭》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状况下，于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军俘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俘虏的皇帝。瓦剌上下欣喜若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位身份最尊贵的俘虏？
瓦剌上下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有人主张立即杀死大明皇帝以泄深仇大恨，有人主张以朱祁镇为人质，向明廷要挟，索取财物。在这场白热化的争论中，谁也无法说服谁。首领也先一时难以决断。
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主张不杀英宗朱祁镇，称：“那颜只欲万世美名。大明天子云端里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万众死伤之中，镞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尝受其赐，九龙蟒袍犹在，安得害之？当报中国遣使来迎，送还之。一日复坐宝位之上，岂不有万世美名乎？”
那颜是蒙古语，意为“贵人”，是伯颜帖木儿对兄长的尊称。
也先便暂时决定将明朝皇帝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瓦剌没有像对待普通俘虏那样对待阶下囚明英宗，朱祁镇人到营帐时，伯颜帖木儿及其妻亲自出迎，礼节也很周到，特意显示他们瓦剌也是知礼之邦。
尽管瓦剌对英宗皇帝“致礼甚恭”，表面上还算是比较客气，但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古逐出中原后，双方交战已整整有八十年，其中的仇恨、怨念绝非一场争论就能平息。为了安抚蒙古各部落，首领也先很快改变了主意，“将谋逆”，即打算对朱祁镇下手，以一了百了。刚好这时雷声震天，大雨倾盆，也先的爱马也被闪电击死。蒙古人极为迷信天象，也先由此惊惧交加，“复见帝寝幄有异瑞，乃止”。此后，蒙古上下再也没有人敢轻易生出加害明朝皇帝的念头，以英宗向明廷勒索财物的提议则占据了主流。
此时，朱祁镇身边只有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伺候。哈铭本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语，正好居中充作翻译。而就在土木堡事变前几天，明军曾派千户梁贵出使瓦剌军营，当时梁贵还滞留在瓦剌军营中。朱祁镇便按照瓦剌的要求，让袁彬写了一封信，告知被俘情况，让明廷以珍宝金银来赎。朱祁镇自己署上名字后，再由梁贵送往怀来卫。
以财宝换皇帝，这当然只是朱祁镇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就跟他对兵事一无所知一样，他对政治也没有基本的了解，还没有明白明朝天子被俘虏对于蒙古人的意义，也不懂蒙古瓦剌部落与大明关系的复杂性，还以为也先抓住了自己，只是一般性的强盗绑票，可以用金银珠宝来赎取。
八月十六日，梁贵携书信抵达怀来。当时怀来城如临大敌，紧闭城门，梁贵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将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将信火速送到京师。这是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后，第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时为八月十六日深夜三更时分。
京城中最先得知消息的是正在兵部当值的兵部侍郎于谦。自兵部尚书邝埜随从明英宗出征后，于谦便一直代理兵部事，身为代理最高军事长官，战报理所当然最先送到他手中。
就在明军驻扎在土木堡当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扈从英宗皇帝的兵部尚书邝埜见朱祁镇坚持驻扎在土木堡，已预料到将会有兵败如山倒的结局，悄悄写了一封密信，派心腹走小道驰送京师，送交兵部代长官于谦，此即八月十五中秋节傍晚，于谦在家中所收到的文书。
在信中，邝埜提及明军吴克忠、吴克勤及薛绶部均已全军覆没，主将亦战死，而英宗皇帝不听文武大臣规劝，任凭宦官王振乱指挥，因而此次出征凶多吉少，明军必败无疑，瓦剌多半会乘胜进袭京城，于谦须得尽早做好抗战准备。
邝埜当时还不能预料英宗皇帝会成为俘虏，之所以特别写信交代于谦，是因为之前明英宗已将京军精锐尽数调出，留守北京的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一旦瓦剌乘虚而入，京师亦有沦陷的危险。
而于谦收到长官密信后，便已预料到英宗皇帝一行极可能会被瓦剌骑兵围困在土木堡，急忙返回兵部官署，签发十万紧急文书，命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立即发兵，策应英宗皇帝一行。但兵部信使尚未抵达大同，千户梁贵便已自瓦剌军营返回，到达怀来，带回了英宗皇帝被俘的消息。
收到有皇帝亲笔签名的书信后，于谦不敢擅断，飞速写下一道文书，扼要讲述了所知情况，再附上明英宗朱祁镇的信，派人急送给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因为已是晚上，皇城宫门锁闭，书信从西长安门门底塞入，由此进入紫禁城。
金英是宣德一朝最得宠的大宦官，明宣宗朱瞻基还赐给过他有罪免死的诏书。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金英依旧尊贵得宠。但不久王振专擅大权，金英尽管资历在王振之上，却不敢与之抗衡，因而权势下降，反而不及王振这个后来者。但由于他逢迎王振有术，依然是宦官中第二号人物，王振陪同英宗皇帝出征后，他理所当然成为司礼监头号掌权人物。
通过金英之手，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大队人马在土木堡一败涂地的消息传入内宫。当夜，深宫中隐隐传来哭声。开始声音还小，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哭泣的行列，哭声越来越高，直至黎明。
人在兵部官署的于谦也是彻夜难眠。他虽然常年担任地方官，却对边防军事极有研究，警惕地意识到，英宗皇帝被俘不过是个开头，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他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瓦剌会利用英宗皇帝要挟明军各重镇开关延敌；二是京师北京即将成为瓦剌的下一个目标。而京军五十万精锐都在一个月前被英宗带出了居庸关，北京附近已经无兵可调！如何保卫京城，正是最现实、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
果然如于谦所料，惊涛骇浪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比他料想的还要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二十八年后，瑰丽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濒临城破的巨大危机。明朝举国上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掳的消息，齐集于朝堂之上，各人神态不一：有低声私语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放声痛哭的。
而在深宫之中，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人人惊慌失措。孙太后自幼被选入宫中，得到朱瞻基的宠爱，人生一帆风顺，没经过风浪，亦无见识，决意不惜重金赎回儿子，下令打开内承运库[1]，专门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哭肿了双眼的英宗皇后钱氏也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许多珍贵物品。
这两批财宝一共装满了八匹马的载重背驮，名为“犒赏”，实为赎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各派干员，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仓促出居庸关，去寻找瓦剌也先的军营，目的是为了赎回被俘虏的英宗皇帝。
孙太后和钱皇后这种急躁侥幸的行为，当然是应明英宗朱祁镇那封信的要求。她们事先未与任何大臣商量，只凭着自己一厢情愿，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只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后，文人治国的势头逐渐明显，因为丞相制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内阁地位日益上升，逐渐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义上，内阁仍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不过是顾问的角色，阁臣的责任至多只能“票拟”，对于六部当然也没有统领的权力。
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权重，吏部有用人大权，兵部则有国防大权，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不必先行禀报皇帝，足见其权力之重。
于谦此时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长官，已经是实质上的大明最高军事长官。他声色俱厉的话语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一时哭泣声顿止，无人敢挺身予以反驳。
礼部尚书胡濙也站出来道：“成祖文皇帝将陵寝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有迁都之志。”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尚书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辅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缓的语气，镇定自若的神态，给了众人极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等也都表示赞同于谦的意见。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见重臣多反对迁都，便立即下令将徐珵赶出大殿。眼见徐珵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少数与他见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声，于是朝堂上主战派占了上风。
太后孙莼和郕王朱祁钰仍是名义上的最高决策者，二人毫无主见，不知应该拒战还是求和。司礼监宦官以提督太监金英和秉笔太监兴安为首，二人都力主与瓦剌一战，坚守北京。孙太后遂勉强同意，并在金英、兴安的劝说下，将战守大任全部交给于谦负责。
圣驾蒙尘，敌势甚炽，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骚然若此。为了防止人心浮动，明廷严密封锁了消息，没有正式公布明五十万大军已在土木堡一带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但从战场上侥幸逃脱的残兵败卒络绎不绝地回到京师。京城的人们开始惊疑不定，流言纷起，私相传言。一些官员和富绅开始收拾自家的细软，预备逃走。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师形势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郕王朱祁钰命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士、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士、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士都急来京师，担任守卫。
当时通州官仓存有数百万石粮食，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运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担心被敌军侵夺，建议先行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将仓米充作京军一年饷粮，令军士自行前往通州领运进城。当时百官俸禄多以米支付，于谦由周忱之议得到启发，请命预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专门用以起运通州官粮进京。民间有车之家，能从通州运粮二十石到京师仓库者，即由官府发给脚银一两。
当然，正如兵部尚书邝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为了尽快募集兵丁，于谦更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每人布二匹。
于谦当机立断，利用通州仓预支年饷一举，可谓随机应变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军将士受惠，而且也延缓了瓦剌也先进攻北京的日期。当时蒙古部族骑兵入寇，从来都是就食当地。也先打听到通州仓官粮已散尽，而京畿四周坚壁清野，备战甚严，觉得此去多难，便起了归意。
于谦开始大举调军运粮的行动后，京城人心稍安。于谦又奏请调动靖远伯王骥所领湖广兵、宁阳侯陈懋所领浙江兵，火速赶来京师充实守备力量。但因王骥路远，先令陈懋率浙兵北上。各地军兵陆续到来，北京局面安定了下来。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升任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保卫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难以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明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正式诏告天下后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主持群臣集会议事。
朱祁钰最关心的是北京的守备情况，但他还来不及开口询问，都御史陈镒首先上前，倡议严厉追究造成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的责任，认为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驾，应该诛杀王振家属及其党羽，抄没财产，以此来安定人心。
陈镒在民间名声很大，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其人精通权术，王振当权时，陈镒为了巴结其人，每次都跪在门口迎接，又曾在审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此刻他忽然一改前态，厉声指斥王振，令人瞠目结舌。
王振专权已久，为天下人所痛恨，但群臣之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陈镒开了头后，群臣争相上前，宣读王振罪状。郕王朱祁钰没有治国经验，不知该如何答复。一些大臣们开始痛哭，声震殿宇。朱祁钰见此状况，便想退入内庭。
这时候，锦衣卫指挥马顺站了出来，大声道：“王振已经死了，还说他做什么？”
马顺是王振的亲信，一直充当打手，帮助王振铲除异己，干过不少坏事，史称“流毒天下”。比较恶劣的有枷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外示众，杀死并肢解侍讲刘球等。
此时，众臣正要求追究王振罪责，本来就群情激愤，马顺还不识时务地站出来，愈发火上浇油。给事中王竑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头一个按捺不住愤怒，冲上前去揪住了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以前帮助王振为恶，狼狈为奸，凶威不小，今国家危急至此，你还敢如此狂妄耶？”越骂越怒，竟张开嘴，一口咬下马顺肩膀上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