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里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和我的四个哥哥姐姐从牧师宅邸回来,小脸都红扑扑的,因为刚刚在教堂后面滑雪橇(雅各布斯牧师在滑道上设了电灯),一路高唱“我是亨利八世”。我记得安迪和阿康当时特别兴高采烈,他们拿了家里的平地雪橇,找来一个垫子让莫里坐在最前,莫里英勇无畏地坐在雪橇上,看上去就像舰船船头的雕像。

“看来你们还蛮喜欢这些活动的,是不?”爸爸问道。我感觉他的语调中略带惊讶。

“对呀!”我说道,“我们玩了上千个查经游戏,然后出去外面滑雪橇了!雅各布斯太太也去了,不过她老摔!”

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真棒,不过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吗,杰米?”

“人的意志应该是神的意志的延伸,”我说道,照搬当晚的课上内容,“还有,如果你把电池正负极相连,就会短路。”

“没错,”他说,“所以接引线给汽车打火时一定要小心。不过我看不出这里体现了什么基督教义啊。”

“讲的是如果事情搞砸了,就算出于好心也没用。”

“噢。”他拿起最新一期《汽车与驾驶者》,封面上印着一辆酷酷的捷豹XK-E。“杰米,你懂的,俗话说,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用好心铺成的。”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补了一句,“而且有电灯照明。”

他自己笑了,我也跟着笑了,尽管我没抓到笑点。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笑话。

安迪和阿康跟弗格森家两兄弟诺姆和哈尔是好朋友。我们管他们叫“平原人士”或“远方人”。弗格森一家住在波士顿,所以他们的友谊通常只限于暑假。他们家在眺望湖上有座别墅,离我们家只有一英里左右,这两家兄弟四人是在另一个教会活动上认识的,叫“假期《圣经》学校”。

弗格森一家是山羊山度假村的会员,有时候阿康和安迪会坐他们家的旅行车一道去“俱乐部”游泳和吃午饭。他们说那儿的游泳池比哈利家的池塘大1000倍。特里和我都无所谓——我们觉得本地的游泳池就够好了,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朋友——不过这让克莱尔艳羡不已。她想知道“另一半儿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

“他们跟我们一样过,亲爱的,”妈妈说道,“要是有人说有钱人过的日子跟别人有什么两样,那都是胡说。”

克莱尔当时正在用我们家那台老式洗衣机洗衣服,她皱着脸嘟起嘴。“我才不信呢。”她说。

“安迪说在那个泳池游泳的姑娘们都穿比基尼。”我插嘴说。

妈妈哼了一声:“她们干脆穿胸罩裤衩下水好了。”

“我也想要比基尼。”克莱尔说。我猜这就是17岁小姑娘最在行的叛逆斗嘴。

妈妈伸手指着她,肥皂水从她那剪得短短的指甲上滴下来。“女生的肚子就是这么被搞大的,我的大小姐。”

克莱尔机智地回了一句嘴:“那你就不能让阿康和安迪去了。他们可能会把女生的肚子搞大。”

“把嘴闭好,”妈妈边说边往我这边看,“人小鬼大。”

说得好像我不懂什么叫搞大肚子,就是性交嘛,然后再过九个月就得准备尿布和婴儿车了。

虽然我姐姐一直在损人不利己地嚷嚷,但爸妈并没有阻止阿康和安迪暑假里每周去度假村一两次。1965年2月那次假期,当弗格森一家邀请我两个哥哥跟他们一起滑雪的时候,爸妈毫不犹豫就放他们去山羊山了。我们家伤痕累累的旧滑雪板跟弗格森家闪亮簇新的滑雪板并排绑在旅游车的顶上。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阿康的喉头肿起一道鞭痕。“你是滑出了轨道结果撞上树枝了吗?”晚饭时,爸爸看到那道印痕问道。

阿康自诩滑雪健将,听了就来气。“怎么可能,爸。我跟诺姆那会儿在比赛。肩并肩,比得那叫一个火热,比地狱里的厨房还热——”

妈妈拿叉子指着他。

“不好意思,妈,反正就是很火热。诺姆撞上一个小雪坡,差点儿要摔。他这么胳膊一伸——”阿康伸手比画,差点儿把他那杯牛奶撞翻,“结果他的滑雪杖打到了我脖子。那叫一个疼,真是见……呃,反正就是很痛,现在好多了。”

其实并没有。第二天,他脖子上那道红印子减淡,变成一道项链一样的瘀青,不过他的嗓音开始变粗。到了晚上他只能小声说话了。两天之后,他完全哑了。

颈部拉伸过度导致喉部神经撕扯。这是雷诺医生给出的诊断。他说他之前遇到过这种病例,再过一两周康拉德的声音就能恢复,到3月底,阿康就能活蹦乱跳了。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他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他的嗓子好好的。但我哥并不是这样。4月临近的时候,阿康还是得靠写纸条和比画手势跟人交流。他坚持上学,尽管其他男生已经开始取笑他。当他开始通过在左手写“是”、右手写“否”来(勉强)参与课堂活动后,大家更爱笑话他了。他还有一堆卡片,上面用大写字母写了一些常用交流用语。大家最爱笑他的一条就是“我可以上厕所吗”。

阿康似乎还能乐观接受,他知道不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不过有天晚上,我走进他跟特里共用的房间,看到他躺在床上无声地哭泣。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怎么了。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白痴,但这种情况下,我好歹得说点儿什么,而且我还能用说的方式,因为我的喉咙没被命运的滑雪杖击中。

滚!他做口型说道。他那布满新生小疙瘩的额头和脸颊一片通红。他的眼睛肿了。滚,滚!然后,他的话吓到我了:滚你妈的,浑蛋!

那年春天,妈妈的头上出现了第一抹灰发。有天下午,爸爸回到家来,显得比往常更疲惫,妈妈跟他说他们得带阿康去波特兰看专家门诊。“我们等得够久了,”她说,“乔治·雷诺那老东西可以信口开河,但你我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混账富家公子把我儿子的声带给撕裂了。”

爸爸重重坐在桌前。他们俩都没注意到我还在家里,正在衣帽间里慢条斯理地给我的帆布鞋系上鞋带。“劳拉,我们没这个钱啊。”他说。

“那你还有钱收购盖茨瀑布的希兰燃油!”她用一种刺耳的、几近嘲讽的语气说道,这是我之前从未听过的。

他盯着桌子,不去看她,虽然桌上除了一张红白格油布之外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没钱啊。我们现在是走在薄冰上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去年冬天是什么鬼冬天。”

我们都知道,是暖冬。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全靠取暖燃油,你就会从感恩节到复活节天天盯着温度计,指望那根红色柱子一直保持在下面。

妈妈还在洗碗池前,双手埋在肥皂泡里。肥皂泡的下面,碗碟在咯咯作响,仿佛她不是要洗碗而是要把碗碟打碎。“你就非买不可吗?”还是同样的语气。我讨厌那种语气,感觉她在挑衅一样。“燃油大亨!”

“那笔买卖在阿康出事前就谈好的。”他还是没有抬头。他的双手再次深深插进口袋里。“买卖是8月的事儿。我们当时一起看的《老农夫年鉴》,上面明明说是寒冷雪冬,自二战结束后最冷的一个,我们才做的决定。你还用计算器算过这笔账。”

泡沫下面的碗碟响动更加剧烈了。“那你贷款去啊!”

“不是不能贷款,不过劳拉……你听我说。”他终于抬眼去看她,“我可能得靠贷款才能熬过夏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