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哇！当然！”
他伸手到耶稣的白袍下面，然后那个小人就开始走起来。到达太平湖后，它没有沉下去，而是平静地继续徐行，在水面上滑动。大概20秒后，它到达另一端。那边有座小山，它努力往上爬，但我看得出它会翻倒。雅各布斯牧师在它翻倒之前把它拿起来。他摸到耶稣的袍子下面，关掉开关。
“他成功了！”我说道，“他真的在水面上走！”
“呃……”他微笑着，但不是开心那种笑，他的一个嘴角向下。“是也不是。”
“什么意思？”
“看到他入水的地方了吗？”
“怎么……”
“你摸摸看，看看你能摸到什么。小心别碰到电线，因为真的有电流通过。不大，但碰到的话足以让你有触电的感觉，尤其你的手还是湿的。”
我伸手下去，但非常小心。我觉得他不会跟我玩恶作剧——特里和阿康有时候会——但我跟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地方，我还是不敢肯定。水看起来深，其实是水底刷了蓝漆，加上路灯在水面反光造成的错觉。我的手指只下到第一个指节。
“你没摸对，”雅各布斯牧师说，“往右一点儿。你分得清左右不？”
我能。妈妈教过我的：右手边就是你写字的那边。当然这句话对克莱尔和阿康不灵，爸爸管他们叫左撇子。
我挪了挪手，在水里面摸到了什么东西。是金属的，还有槽。“我好像找到了。”我告诉雅各布斯牧师。
“我也这么觉得。你摸到的是耶稣走路的轨道。”
“这是个魔术把戏！”我说道。我在《埃德·沙利文秀》上见过魔术师，阿康还有一盒魔术道具，是他的生日礼物，不过除了浮球和消失的鸡蛋外，其他道具都丢了。
“没错。”
“好像耶稣踩水走到船上一样！”
“有时候是，”他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他看上去很伤心和疏远，我又感到有点儿害怕，但也为他难过。不过我完全不知道他难过什么，他车库里有太平湖这么棒的模型世界，还有什么好难过的。
“这实在是个很精彩的把戏。”我说道，我拍拍他肩膀。
他回过神来，朝我咧嘴一笑。“你说得对，”他说道，“我觉得我大概是想念我的妻子和儿子了。杰米，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把你从你妈那儿借过来的原因。不过我现在得把你还回去了。”
当我们回到9号公路时，他再次牵起我的手，虽然两边都没有车，但我们还是这样手牵手一直走上卫理公会路。我不介意，我喜欢牵着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雅各布斯太太和莫里几天后到了。莫里只是个穿着尿片的小不点儿，但雅各布斯太太好漂亮。周六那天，就是雅各布斯牧师在我们教堂登上讲道台的前一天，特里、阿康和我帮他把太平湖搬到了教堂地下室，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每周四晚会在那里开。水抽干之后，湖泊之浅和穿过湖底的那道槽都非常明显。
雅各布斯牧师让特里和阿康发誓保密，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幻象在小家伙面前拆穿（显得我好像是大人一样，这种感觉让我很得意）。他们同意了，我不认为他们之中有人泄密，不过教堂地下室的光比牧师宅邸车库里明亮多了，只要你凑近去看，就能发现太平湖只是一个很宽的水洼，连有槽轨道都能看见。到了圣诞节，人人都知道了。
“就是个骗人老把戏。”有一个周四下午，比利·帕克特这样跟我说。他和他兄弟罗尼都讨厌周四补习班，不过被妈妈逼着去。“他要是再耍那个把戏，再讲那个水上漂的故事，我就得吐了。”
我想过因为这事儿跟他吵一架，但他比我壮，而且是我的朋友。何况他说的也没错。
II 三年/康拉德的嗓子/一个奇迹
雅各布斯牧师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那次上台布道。在互联网上一下就能查到，因为我有个“记忆地标”：那是感恩节前的星期天。一周后他就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独自离去。帕齐和莫里——青少年团契的孩子们都管他叫“小跟班”莫里——那时已经不在了。那辆自动挡老爷车也不在了。
从初次见到太平湖到骇人的布道之间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过下笔之前，我也以为自己记得甚少。毕竟说回来，有多少人能记得自己六岁到九岁之间发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写作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打开之前被盖住的记忆深井。
我觉得我简直可以把原先想写的放在一边，光是那些年和那个世界就足够我写满一本书，而且是一本不小的书，那个世界跟我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我能记起我的母亲穿着睡裙站在熨衣板前，在清晨的阳光下明艳不可方物。我能记起我那件松松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榄绿，还有在哈利家的池塘里跟哥哥们一起游泳。我们老说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粪，不过其实只是泥巴（很可能只是泥巴）。我能记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西哈洛学校中度过，穿着冬装坐在“识字角”，努力让那傻兮兮的迪基·奥斯古德学会拼写“长颈鹿”这个词。我甚至还记得他说：“为、为、为什么要我学、学、学写我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东西？”
我能记起那一条条的土路像蜘蛛网一样在我们的镇上交错纵横，记得在严寒4月天的课间时分在操场上打弹珠，记得我躺在床上，祷告完毕等待入睡时，风在松林间发出的声响。我能记起我的父亲手持扳手从车库走出来，那顶“莫顿燃油”帽子在前额上压得很低，血从他满是油污的指关节渗出来。我能记起看肯·麦肯齐在《强力90秀》上介绍大力水手卜派，记得克莱尔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时候，霸占我的电视去看《美国舞台》，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么。我记得落日就像父亲指关节上的血那么红，现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栗。
我能记起上千件往事，大多都是好事，但我坐在电脑前不是为了带着浪漫的情怀缅怀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老年人的主要缺点之一，我没有这个时间。记得的也并不都是好事。我们住在乡下，那时候乡村条件是很苦的。我估计现在依然如此。
我的朋友阿尔·诺尔斯的左手卡进了他爸的土豆筛选器里，他爸还没来得及把那倔强又危险的东西关掉，他就已经没了三根手指。我那天就在场，还记得传送带是怎么变红的，也记得阿尔叫得有多惨烈。
我爸（还有他那忠实又没脑子的助手特里）把“公路火箭”修好了——天哪，引擎运转起来发出的轰响真是帅呆了！他把车子交给杜安·罗比肖，车身刚刚刷好漆，还在一侧饰上了醒目的数字19，要在罗克堡赛道上比赛。在第一轮正式赛的第一圈，这个白痴就翻了车，车子直接报废。杜安下车毫发无损。“那个傻帽儿油门踏板卡住了。”他边说边龇牙傻笑，我爸说，唯一的傻帽儿就是方向盘后面那个。
“吃教训了吧，看你还敢不敢把贵重东西托付给姓罗比肖的。”妈妈说道，爸爸双手插进裤兜，一直用力往里揣，连内裤边都露出来了，大概是为了确保拳头别从裤兜里出来，打到不该打的地方。
莱尼·麦金托什，邮递员的儿子，弯下腰去看他搁进空菠萝罐头盒里的樱桃爆竹为什么没爆响，结果失去了一只眼睛。